科学的加速发展驱动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曾几何时，一部小小的手机就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中国的科学发展尤为神速，20年前还少人问津的海洋科学，现在发展成了热门，光说我国海洋院校的数量，大概就超过了国外的总和。技术进步的影响比科学进步更为显著，载人深潜不断探索越来越深的海底，直至到达地球表面的最深处，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共同关注。
在我国岸外，南海的水最深，因此我们研制出新的深海设备后，几乎都会选在南海最先使用。其中的一个里程碑就是大型的“南海深部计划”，它是自2011年起由全国30多个实验室联合完成的。这是我国迄今最大规模的海洋基础研究计划。该计划布放了成百套深水潜标用于长期观测，使用了各种仪器探测深海底下的岩石圈，部署了4个航次的国际大洋钻探。这些工作使南海在世界海洋研究领域里“脱颖而出”，成为深部研究程度最高的边缘海。
这里说的全是深海，因为当代海洋科技的前沿就在深海。海洋开发几千年来讲究“渔盐之利，舟楫之便”，而现在海洋经济的重心已经下移，开发的前沿推进到了海底。海洋油气带来的产值占据全球海洋经济的1/3，世界上新发现的大油气田，大多在几千米的深水海底。
现在，我国海洋科技发展速度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但并不能完全满足建设海洋强国的要求；取得的成绩也不能夸大，引领世界的核心和关键技术还不在我们手里。要想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还必须进一步弘扬海洋文明所蕴含的开拓创新的精神。

海洋文明从何而来
海洋文明不等于海洋科技。在15世纪以前，海洋科技以航海技术为主，优势在亚洲而不在欧洲，当时处于先进地位的是阿拉伯国家和中国的商船。15世纪初的明朝拥有全球最强的水师，郑和下西洋的90年之后，哥伦布才发现了新大陆。各大洲沿海的先民都会捕鱼划船，但并没有创造文明。海洋文明是两三千年前在欧洲产生的。文明的诞生与各地的自然条件有关，亚洲和非洲的中纬度地区盛行季风气候，适于农耕的大河平原逐渐孕育了大陆文明；而位于尼罗河流域与两河流域之间的地中海港湾，则凭借地理位置的优势造就了商贸兴盛的爱琴海海洋文明。
16世纪，大陆和海洋两大文明平行发展、难分高下。变化发生在五六百年前，先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冲出地中海进入大西洋，把非洲的奴隶运到美洲去开矿；他们又进一步穿越了世界大洋，和英国人、荷兰人一起，将各大洲的财富集中到欧洲，所以欧洲人开创了16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复兴了古希腊的海洋文明，进而创立了现代科学，并且在18—19世纪占据了全球疆域。
可以说，近500年的世界史就是海洋文明的发展史。海洋文明指的是社会特征，不代表个人经历。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现代科学的奠基人牛顿，这些欧洲学者都没有航海的经历，但他们的思想反映了源自爱琴海的社会文化背景。海洋和大陆文明的分异，正是今天东西方差别的源头。以农为本的东方传统文化着重继承、崇拜权威，西方则偏向开拓求新、挑战权威；东方学者注重人际关系、聚焦社会层面，西方学者则倾向探索自然、追究事物机理。这种差异决定了现代科学在欧洲产生；也正是这种差异，驱动欧洲人冒险航海，开拓了环球航线。

海洋文明与创新精神
与欧洲“地理大发现”截然相反的是我们的大陆文明。明朝长期实行“海禁”，自毁水师、闭关自守，掉入了封闭停滞的历史陷阱。大陆文明保守主义的恶性膨胀，至今仍是我们思维创新的大敌。正如竺可桢所说，我国古代“重农抑商，农业社会势力大，求知之心不得发达，而科学思想亦无从发展”。历朝历代的读书人只知道“代圣贤立言”，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这种千年思想束缚的“后遗症”至今犹在，成为阻挠思维创新的“癌细胞”。这也是我国科技发展虽然迅速，但创新能力严重不足的重要原因。
因此，建设海洋强国不但要发展海洋科技，还要弘扬海洋文明的创新精神。这绝不是说，海洋文明整体上比大陆文明优越。大陆文明以族群作为社会基础，要求尊重权威；海洋文明以个人为基础，主张自由发挥。前者强调族群间的和谐甚至融合，后者突出族群的差异，倾向于争斗。因此，这两类文明各有优缺点。
然而，科学创新要求有好奇心、有探索的勇气，也要求思想活跃、敢于挑战前人，这正是海洋文明的优势。百余年来我国引进“西学”，着眼点往往在技术层面，以期“以夷制夷”，却忽视了精神层面，对于海洋文明所蕴含的创新思维不但引进不多，甚至谈不上真正的理解。现在，我们需要通过历史的反思和文化的比较，认识两大文明的优缺点，深入理解创新文化的精髓，吸收海洋文明中的创新和开拓精神。我们需要在重视海洋科技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弘扬海洋文明，将我们大陆文明的传统和海洋文明的探索精神相结合，形成新时代的“海陆兼备”新文明。

 

汪品先，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