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星北——李政道的科学启蒙导师

文/熊家钰 金煜渊

疾恶如仇的物理奇才
束星北1907年10月出生于江苏邗江,1924年考入之江大学,翌年插班进齐鲁大学。1926年4月,他赴美国留学,1928年10月进英国爱丁堡大学,师从理论物理学家埃德蒙·惠特克和高尔顿·达尔文。在两位大师的严格训练下,束星北仅用一年多时间便以论文《论数学物理的基础》获爱丁堡大学硕士学位。
1930年2月,由两位导师引荐,束星北进入剑桥大学,师从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爱丁顿是恒星内部结构理论和变星脉动理论的创始人,他利用日全食验证了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使得相对论被广泛传播,从而奠定了爱因斯坦的学术地位。束星北因能在爱因斯坦的知己好友爱丁顿指导下学习而兴奋不已。
半年后,束星北又被推荐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当研究生和数学系助教。在那里,他在世界著名数学家斯特罗克指导下,完成了硕士论文《超复数系统及其在几何中应用的初步研究》。此时,束星北的母亲要他回国完婚,他不得不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回国。
在英国和美国期间,几位科学大师的严格教导为束星北奠定了物理学的坚实基础。他有超常的科学禀赋,是当时不可多得的物理学奇才。1932年9月,他以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完成的两篇高水平论文敲开浙江大学的校门,被聘为物理系副教授。
1935年底,浙江大学发生“驱郭运动”。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浙江大学的学生在学生自治会主席施尔宜率领下声援北平学运,时任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站在学生对立面,指使军警入校抓人,还要开除施尔宜等学生领袖。束星北疾恶如仇,他挺身而出,联合一大批教授学者,积极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
在获悉郭任远将中华基金会拨给物理系的实验设备专用款挪作他用时,束星北更是怒火中烧。他作为理工学院教授代表前去交涉,见到郭任远正在酒店设宴酬宾,他大声吼道:“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在交杯把盏!”他大步向前,双手掀翻餐桌,杯盘酒菜洒满一地。随后他带头辞职,一大批名师大家也愤而离校。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立刻请回因不满郭任远而离校的专家教授,束星北被请回学校并委以重用,不久被提升为正教授。

李政道的启蒙光源
束星北有深厚的物理学基础和坚定的科学信仰,在核物理、激光、雷达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对相对论的研究更为超群,被誉为中国相对论第一人。他也是杰出的教育家,启蒙和培养了李政道和我国首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核试验的创始人之一程开甲,以及美国科学院院士吴健雄等著名科学家。
李政道1926年出生于上海,1943年考入西迁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就读于电机系。当时在浙江大学任教的束星北发现这个十六七岁的青年学生对物理学有着特殊的天赋,于是劝说他转读物理系。于是,在束星北的指导下,李政道改变了人生轨迹,开始走向辉煌的物理学殿堂。
李政道学习刻苦,经常到束星北的家里求教,束星北陪李政道阅读并和他讨论最新的科学资料,有时师生二人甚至夜以继日地切磋。后来,束星北被调到重庆研究高科技兵器,李政道就长途跋涉,乘部队的汽车到重庆向束星北请教,束星北也一如既往地悉心指导。
1944年,当李政道因车祸受伤,行动不便而影响学习时,束星北用军令部给他配的汽车将李政道接至重庆治疗。李政道伤愈后,束星北又将他特别推荐给西南联合大学的物理学家吴大猷继续培养。
1946年,李政道赴美国留学,1950年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6年起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哥伦比亚大学费米讲座教授和全校讲座教授。1957年,李政道和杨振宁因发现了关于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同获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20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他在弱相互作用研究领域还做出了二分量中微子理论、弱相互作用的普适性、中间玻色子理论以及中性K介子衰变中的CP破坏等重要研究成果;在统计力学方面,他和杨振宁等合作,对多体理论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20世纪70—80年代,他创立了非拓扑性孤子理论及强子模型,提出了量子场论中的“李模型”“KLN定理”以及“反常核态”概念等。1994年,李政道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在谈及自己在物理学王国奋斗的历程时,李政道深情地回忆说:“我一生最重要的机遇,是在很年轻时很幸运地遇到三位重要的老师,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束星北老师的启蒙、吴大猷老师的教育及栽培和费米老师的正规专业训练,都直接地影响和造成我以后的工作和成果。我的一生和他们对我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1972年,李政道夫妇回国,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李政道时,希望他能为解决教育人才“断层”的问题做些工作,如介绍一些海外有才学的人到中国来讲学。李政道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天才和教师,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先生。”当时李政道还不知道束星北的处境,提出能否见一见恩师,但未能如愿。
后来,李政道参与了中国高能物理加速器的兴建。在“文革”期间,他几次到北京,但一直未能见到束星北,他只能写信致意。在1972年的信中他写道:“束先生:自重庆一别,至今已28年,对先生当年教导,历历在念,我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此次回国,未能一晤,深以为怅,望先生小心身体。”
遗憾的是,直至1983年束星北逝世,李政道也未能再见恩师一面。2013年,束星北逝世30周年纪念会在青岛举行,李政道寄来题词“浙大人,民族魂”,表达他对束老师的崇敬之情。
2017年5月,李政道在给浙江大学120周年校庆贺信中写道:“74年前我有幸入浙江大学学习,在浙大西迁校址贵州湄潭与同学们一起度过了浙大人最难忘的求学过程。这段经历已成为我人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母校对我的培养之恩,特别是束星北和王淦昌老师对我的谆谆教诲,我将永远铭记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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