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十条”治理土壤污染

文/戴星翼

戴星翼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国土资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城市环境管理中心主任。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中央一讲到某个领域的环境治理,财经媒体就一片欢腾,认为由此会带动几千亿乃至几万亿的巨大市场需求。本该严肃认真对待的环境治理,似乎成了一场资本盛宴。不得不说,这种浮躁的现象是很有害的。
土壤污染的来源很多,从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到企业排污,从废弃物的堆放填埋到大气污染物的沉降。土壤污染的种类也五花八门,有畜禽养殖业废弃物污染、农药残留污染,以及矿业和制造业导致的重金属污染和各种有机物污染。其中,危害严重并引起广泛关注的,是重金属和某些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这里以镉污染为例,探讨土壤污染治理的难点所在。
镉污染的来源较杂,主要来自有色金属的采选、冶炼,以及含镉废弃物的处理等。其中,“含镉废弃物”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废钢铁、塑料制品、颜料、合成橡胶等都有一定含量的镉。这些废弃物被焚烧或以其他方式处理后形成灰渣,被雨水淋溶后造成污染迁移。此外,磷肥和某些杀菌剂也有镉的存在。
对于镉污染的危害,广为人知的就是“痛痛病”。笼统一点说,就是身体积聚过量的镉会损坏肾小管功能,造成体内蛋白质从尿中流失,久而久之形成软骨症和自发性骨折。这种最早发现于日本的“污染病”,使镉污染臭名远扬,也使人们对受污染土壤中的重金属通过动植物的富集作用而最终进入人体的机理,保持高度警惕。在我国,镉超标较为常见的食品主要是大米,虽然超标产品中的绝大多数还不足以对人体产生危害,但是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
按照当前流行的技术化思路,既然土壤受到污染,对策就应该是直接修复。媒体上一片喧哗的“万亿市场规模”就是这么来的。但在实践中,这种条件反射式的对策很难行得通。
首要的难题是修复的高成本。比如所谓的客土法,移去受到较重污染的表土,再添加上从其他地方取来的洁净表土。且不论这种方法在生态上是否合理,其本身就难以大面积实施。成本较低的修复方法是种植高富集能力的植物,但难点是收割了这些植物后怎么办,如果仅一烧了之,灰烬中的镉依然存在,因此必须采用相关技术提取灰烬中的镉以资源化利用,如此,修复的技术链条才算完整。
其次是很难找到承担这种成本的责任主体。造成镉污染的责任主体中最为常见的是有色金属冶炼企业。但若真的要这些企业拿出钱来解决问题,多数情况下会令人失望。其中有多年连续亏损的老国企,有因行业产能过剩而境况艰难的企业,还有许多作坊型的企业。某县发生了镉污染,县政府的汇报是“本县没有有色金属冶炼企业”。确实,该县没有一家正规的有色金属企业,但拥有或曾经拥有众多作坊式的“企业”。换言之,有污染却没有能够承担治理责任的主体。
正因为如此,“土十条”(即《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重心,不是对受污染土壤的工程性修复,而是:第一,在未来几年开展的全国土壤普查,将彻底弄清家底,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土壤环境保护的标准体系和管理体系。第二,保护好未受污染的土地,决不允许土壤污染进一步扩散。产生污染之后再去搞末端治理,代价惨重,因此必须坚持预防为主的原则。为了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更为合理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和空间规划。第三,对已经受到污染的土地,做到区分类别,无害化利用。根本的原则就是不对人民的生命健康造成危害。不适合种植粮食的土地可用于建设,用作绿化,甚至长期封育。由此可见,作为土壤污染治理的行动计划,“土十条”是非常务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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