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中药研究的必由之路(中)
——中药抗疟的现代化研究

文/饶 毅 

 


在抗疟药方面,我国药理学家张昌绍教授是从中药提取化学抗疟分子的先驱。毕业于上海医学院的张昌绍,留学英国获药理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工作过。20世纪40年代初,张昌绍离开生活环境优裕的美国,回到战争中的祖国,在重庆的中央卫生研究院和上海医学院任职。他放弃了自己的神经药理学研究,转而研究当时中国最需要的抗疟药。因为在战争期间,大批中国军民进入疟疾高发区,外国军队也在疟疾高发区作战,都迫切需要抗疟药。
过去,荷兰殖民者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大量种植金鸡纳树,到20世纪30年代,其产量占世界总量的97%。日本占领爪哇岛后,金鸡纳树的产地被日本控制,所以盟军在当时非常希望发现新的不依赖金鸡纳树的抗疟药。当时,美国、英国和中国都在研究新的抗疟药,只是没人相信中国会有重要发现。
美国不仅科学水平比中国高很多,而且本土没有发生战争,而中国当时很多科学家连生活都有困难,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一些教授太太都要在外面摆地摊,补贴家用。有些科学家甚至没有玻璃试管,而是用竹子当试管。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想发现抗疟药,近乎天方夜谭。
中国和外国(如越南、印度)都流传过植物常山可以治疗疟疾的说法,常山也出现于抗疟中药复方中。中国药理学家张昌绍带领学生周廷冲和技术员等,做出了一系列贡献,并与化学家赵承嘏和高怡生等合作,成功地从常山中获得单体化学分子常山碱和常山新碱,并证明其抗疟作用。陈克恢关注到中国的药物研究,让美国空军把常山从中国运到美国,供美国药厂和大学进行研究。有2位美国化学家也分离得到了常山碱,但晚于张昌绍、赵承嘏。
常山碱没有得到应用的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它有非常强的催吐副作用。后人希望把常山的抗疟作用和催吐副作用分开,可惜至今都没有成功。不过,张昌绍等人从中药得到单体抗疟分子的过程,为包括屠呦呦在内的中国科学家后辈提供了思路。张昌绍以及与他类似的一批留学西方的科学家不仅身体力行,也培养了一批后来的科学家。屠呦呦在北京医科大学(今北京大学医学部)药学系的老师楼之岑,也是在留学西方后回中国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药。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再次迫切需要抗疟药。当时中国与越南并肩抗击美国军队,无论是美军,还是越南和中国军队,造成战斗力下降的最大因素不是战斗损伤,而是疟疾,所以双方都希望找到新的抗疟药。屠呦呦和她的同事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了一系列工作,确定了黄花蒿的抗疟作用,并分离纯化,获得了单体化学分子青蒿素,证明单体分子的抗疟作用。发现青蒿素有抗疟作用以后,还有其他的中国化学家、生物物理学家等参与进来,用现代科学推进青蒿素相关药物的研究和发展。
中国还有一个从中药获得的重要科学发现,发现人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的张亭栋先生。20世纪70年代初期,黑龙江省有位乡村医生用砒霜、蟾酥和汞作为复方治疗各种患者,包括癌症患者,似乎取得了一定效果。随后,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药剂科的韩太云药剂师做了一个制剂,叫“癌灵1号”,含砒霜、蟾酥和汞,居然把有些癌症患者给治好了。然而,接下来这种药被滥用于治疗各种癌症。
砒霜有毒,如何用它来治病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过去,西方和中国都有人用过,可这些人不是真正的“发现者”,因为他们没有确定砒霜到底可以用于治什么病,一不小心还可能毒死人,而且“以毒攻毒”这个解释也是远远不够的。
1973—1979年,张亭栋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了一系列工作,确定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能够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治疗方法在全国推广,后来又在世界上推广,挽救了很多白血病患者的生命。正如张昌绍是常山碱最有代表性的发现者,屠呦呦是青蒿素最有代表性的发现者一样,张亭栋无疑是确定砒霜治疗癌症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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